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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年，我國GDP增速目標設定為5.5%左右，這是高基數上的中高速增長。面對“三重壓力”，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將穩增長放在了更突出的位置上，“穩”字出現的頻率高達78次，這也呼應了2021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精神。
經濟增長目標引導環保產業發展方向，而環保產業作為國家支柱產業對拉動經濟增長同樣起到重要作用。在“雙碳”目標引領下，低碳經濟將為環保產業帶來長達數十年的投資機會和廣闊的市場空間。特別是隨著新一輪組合式稅費政策的發布，困擾環保企業的資金流問題即將被解決。
GDP增速目標調低，但中央財政安排用于生態環保的資金不降反漲
關于2022年我國GDP增速目標的討論，市場和學界對此探討已久，且普遍達成了GDP增速目標會調低的共識。關鍵在于，調低多少？
3月5日上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時給出了答案——5.5%左右。記者梳理發現，除了2020年受疫情影響沒有設立GDP增速目標以外，這是近二十年來我國第一次將GDP增速目標降至6%以下。
如何理解這個“5.5%左右”？到底是高還是低？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分析說，GDP增速目標的設定不能只看當年，要考慮前一年基數，也要考慮后續可持續發展，盡力避免年度之間忽高忽低。
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向東表示，今年GDP增速目標設定為5.5%左右是較為科學合理的，符合現階段我國潛在增長水平，有利于引導預期、提振信心、凝聚發展共識。
但要知道，實現5.5%左右的GDP增速目標并非易事。李克強在出席總理記者會時，用“登山”來比喻2022年我國經濟增長任務：“這就好像登山，如果你要登1000米的山，想爬10%，那100米就可以；如果你要登3000米的山，想上5%，那就是150米。而且條件也變了，越往上氣壓越低、氧氣越少，看似速度放緩了，實際上分量更重。實現5.5%左右的增長，這是在高水平上的穩，實質上就是進，是不容易的，必須有相應的宏觀政策支撐。”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穩增長被放在了更突出的位置上。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各地區各部門要切實擔負起穩定經濟的責任，積極推出有利于經濟穩定的政策。
站在經濟全局來看生態環保就會發現，雖然當前經濟遇到下行壓力和挑戰，但是中央仍然高度重視生態環保。特別是在強調政府過緊日子的基調下，中央財政安排用于生態環保的資金不降反漲。
3月14日，財政部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作的《關于2021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22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正式發布，2022年中央財政將增加45億元資金用于大氣和水污染防治。
具體而言，中央財政大氣污染防治資金安排300億元，增加25億元；水污染防治資金安排237億元，增加20億元；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安排992.04億元，增長12%；重點生態保護修復治理專項資金安排170億元，增長42.9%；設立昆明生物多樣性基金；研究設立國家低碳轉型基金等。
此外，在2022年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中，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89975億元，其中專項轉移支付7836.08億元，主要是加大生態保護、產業轉型升級、區域協調發展等領域支出。而在專項轉移支付7836.08億元中，還包括了中央預算內投資安排的6400億元，比上年還增加了300億元。
那么，這6400億元將花在哪里？
根據政府工作報告，圍繞國家重大戰略部署和“十四五”規劃，適度超前開展基礎設施投資。政府投資更多向民生項目傾斜，加大社會民生領域補短板力度。
“適度超前開展基礎設施投資”，其實在去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提了出來。作為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環境基礎設施建設目前還面臨不少短板。
比如，一些城區管網配套不到位、雨污不分流，導致污水處理廠不能正常運行；一些地方垃圾填埋場超負荷運行，計劃中的新建項目因種種原因遲遲不能完工等。
這些環境基礎設施的短板、社會民生領域的弱項，都需要靠政府資金的引導推動來補齊，這也意味著環境基礎設施領域可以從今年安排的6400億元中分到一杯羹，同時還可以發揮環保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
全國兩會召開前，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發展改革委、生態環境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等部門制定的《關于加快推進城鎮環境基礎設施建設的指導意見》（國辦函〔2022〕7號），明確了加快推進城鎮環境基礎設施建設的目標、重點與措施，并對符合條件的城鎮環境基礎設施項目，通過中央預算內投資等渠道予以支持。
今年，國家還擬安排地方政府專項債券3.65萬億元，重點用于生態環保、交通基礎設施、能源、農林水利、社會事業、城鄉冷鏈等物流基礎設施、市政和產業園區基礎設施、國家重大戰略項目和保障性安居工程等9大方向。
不難看出，不論是中央財政資金的專項支出，還是中央預算內投資安排，又或者是地方政府專項債券，中央對生態環保的重視程度并未減弱。
不過要引起重視的是，在經濟發展困難增多、下行壓力增大的形勢下，有的地區對生態環保的重視程度有所減弱、保護意愿有所下降、行動要求有所放松、投入力度有所減小，承接“兩高”項目的沖動抬頭，企業環保設備不正常運轉、違法超標排污等現象也在增多。
如何處理經濟發展和生態環保之間的關系？這就需要在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的總基調下，堅持系統觀念，在經濟社會發展大局中考慮生態環保工作，找好結合點、著力點和突破口，做到有利于改善生態環境質量、有利于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有利于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低碳經濟將為環保產業帶來長達數十年的投資機會和廣闊市場
經濟增長目標引導環保產業發展方向，而環保產業作為國家支柱產業對拉動經濟增長同樣起到重要作用。
近日，一份由生態環境部科技與財務司、中國環境保護產業協會共同編制的《中國環保產業發展狀況報告（2021）》指出，2020年全國生態環保產業營業收入與當年GDP的比值為1.9%，較2011年增長1.14個百分點，對國民經濟的直接貢獻率為4.5%，較2011年增長3.35個百分點。
令業界振奮的是，環保產業又一次被寫入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要求完善節能節水、廢舊物資循環利用等環保產業支持政策。
這并不是第一次。環保產業最早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是在2014年。當年，政府工作報告對環保產業的描述是，把節能環保產業打造成生機勃勃的朝陽產業。
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我國節能環保市場潛力巨大，要把節能環保產業打造成新興的支柱產業。
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大力發展節能環保產業。擴大綠色環保標準覆蓋面。完善扶持政策，支持推廣節能環保先進技術裝備，廣泛開展合同能源管理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加大建筑節能改造力度，加快傳統制造業綠色改造。開展全民節能、節水行動，推進垃圾分類處理，健全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網絡，把節能環保產業培育成我國發展的一大支柱產業。
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則提出，培育壯大節能環保產業，發展綠色再制造和資源循環利用產業，使環境改善與經濟發展實現雙贏。
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要求，壯大綠色環保產業。堅持源頭治理，加快火電、鋼鐵行業超低排放改造，實施重污染行業達標排放改造。調整優化能源結構。推進煤炭清潔化利用。健全天然氣產供儲銷體系。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加快解決風、光、水電消納問題。加大城市污水管網和處理設施建設力度。促進資源節約集約和循環利用，推廣綠色建筑、綠色快遞包裝。改革完善環境經濟政策，健全排污權交易制度，加快發展綠色金融，培育一批專業化環保骨干企業，提升綠色發展能力。
2020年，受疫情影響，全國兩會召開推遲了兩個多月，當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成為改革開放以來篇幅最短的報告。即便如此，政府工作報告仍然明確要壯大節能環保產業。
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擴大環境保護、節能節水等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范圍，促進新型節能環保技術、裝備和產品研發應用，培育壯大節能環保產業，推動資源節約高效利用。
記者統計發現，從2014年到2022的9年間，環保產業8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從朝陽產業到支柱產業，從大力發展到培育壯大，從擴大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范圍到完善環保產業支持政策，雖然每一次的描述都不盡相同，但國家對環保產業發展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中國環保產業發展狀況報告（2021）》指出，“十三五”期間，我國生態環保產業營業收入年均復合增長率約為14%，預計“十四五”期間將保持10%左右的復合增速。到2025年，我國生態環保產業營業收入有望突破3萬億元。
進入“十四五”，在政策層面，國務院去年印發了《關于加快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的指導意見》，要求以節能環保、清潔生產、清潔能源等為重點率先突破，全面帶動一二三產業和基礎設施綠色升級。緊隨其后，《“十四五”工業綠色發展規劃》《“十四五”節能減排綜合工作方案》等重磅文件相繼出臺，帶動經濟社會發展綠色轉型。
“我國經濟向低碳經濟轉型必將帶來長達數十年的主題投資機會和超出想象的廣闊市場。”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會長趙笠鈞在“2022環境企業家媒體見面會”上表示，對于環保企業而言，集中發力搶占“雙碳”賽道，是企業中長期戰略布局的確定方向。
清新環境總裁李其林認為，環保產業正在向生態化、低碳化、資源化三個方向發展。生態化即從過去水、氣、固的末端治理向綜合環境效益轉變；低碳化即發展節能減排技術，助力能源、化工等行業實現“雙碳”目標；資源化則考慮經濟性問題，特別是實現治理產物資源化利用。
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副會長兼首席環境政策專家駱建華此前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在“雙碳”目標下，環保產業將會面臨一種新的重置或變革，即從末端治理向源頭控制轉變、從過去的單因子控制向協同控制轉變、從常規污染物控制向特殊污染物控制轉變。
那么，“十四五”乃至更長一段時期內，環保企業該如何謀篇布局呢？
趙笠鈞建議，一是精準服務生態環保新需求，重點在減污降碳、協同治理、提質增效、生態修復等方向布局；二是打開服務界面，服務綠色低碳發展需求，加大在新能源、節能降耗、清潔生產、資源化利用等領域布局；三是以“雙碳”目標為引領，探索技術創新，培育企業自身高質量發展新動能。
新一輪組合式稅費政策助力環保企業紓困添活力
與環保產業良好發展形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幾年環保企業的日子不太好過，其中不乏一些昔日的明顯企業，如東方園林、凱迪生態、啟迪環境等。究其原因，除了受經濟形勢、資本市場等外部因素影響，更多的是與前幾年環保企業“跑馬圈地”密切相關，最后陷入流動性危機。
環保企業面臨的資金流問題即將被解決。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大力改進因增值稅稅制設計類似于先繳后退的留抵退稅制度，今年對留抵稅額提前實行大規模退稅，退稅規模大約1.5萬億元，退稅資金全部直達企業。
作為我國第一大稅種，增值稅將在今年稅費支持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環保企業要想理解好這項政策，必須先弄清楚兩個概念，一個是留抵稅額，另一個是留抵退稅制度。
增值稅實行鏈條抵扣機制，以納稅人當期銷項稅額抵扣進項稅額后的余額為應納稅額。當進項稅額大于銷項稅額時，未抵扣完的進項稅額就會形成留抵稅額。
國際上對于留抵稅額一般有兩種處理方式，即允許納稅人結轉下期繼續抵扣或申請當期退還。但是，允許退還的國家或地區，也會相應設置較為嚴格的退稅條件，如留抵稅額必須達到一定數額；每年或一段時期內只能申請一次退稅；只允許特定行業申請退稅等。
2019年以來，我國逐步建立了增值稅增量留抵退稅制度。根據《財政部、稅務總局、海關總署關于深化增值稅改革有關政策的公告》，自2019年4月1日起，試行增值稅期末留抵稅額退稅制度，也就是現在所指的“留抵退稅制度”。
“但是，增值稅退稅對稅收征收管理水平提出了較高要求，一旦操作不善，則可能引發大量的騙稅行為，引起國家巨大的稅收損失。”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副院長田志偉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長期以來，受限于稅收征管水平等因素，我國實行增值稅留抵退稅制度，即一個企業的增值稅進項稅額大于銷項稅額，并不對其進行增值稅退稅，而是將進項與銷項的差額留到下一期繼續抵扣。”
基于這樣一個背景，企業不能獲得退稅，相當于這部分資金被“占用”，既對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有影響，也不符合增值稅原理。特別是當前經濟下行壓力較大，資金和現金流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決定了企業的存續性。
因此，今年的財稅政策就是要完善增值稅留抵退稅制度，優化征繳退流程，對留抵稅額實行大規模退稅，把納稅人今后才可以繼續抵扣的進項稅額予以提前返還，此舉可以降低企業的資金成本，提高企業的抗風險能力。
不過，這項政策并非惠及所有行業。根據政府工作報告，重點支持制造業，全面解決制造業、科研和技術服務、生態環保、電力燃氣、交通運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等行業留抵退稅問題，而且優先安排小微企業，對小微企業的存量留抵稅額于6月底前一次性全部退還，增量留抵稅額足額退還。
除了屬于此次留底退稅的行業范圍，環保企業要想享受到政策紅利，還必須要同時滿足納稅信用等級為A級或者B級，申請退稅前36個月未發生騙取留抵退稅、騙取出口退稅或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情形，申請退稅前36個月未因偷稅被稅務機關處罰兩次及以上，2019年4月1日起未享受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等4個條件。
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生態環境投資與產業綜合研究所副所長程亮根據《中國稅務年鑒》分行業留抵稅額占總留底稅額的比例測算，在1.5萬億元留抵退稅金額中，生態環保行業可以獲得的退稅金額大概在100億元～500億元。
關于留抵退稅帶給企業的好處，環保裝備制造業企業菲力環保負責人邵焜琨告訴記者，一是可以減少企業資金占用，尤其是初創型企業在投資初期未形成銷售時，不被留抵稅額占用過多資金；二是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促進企業生產再投資以及設備改造升級。
但多位財稅專家表示，為避免短期內對我國財政產生過大的沖擊、有效控制財政風險，上述行業宜先實行增值稅增量留抵全額退還，然后逐步分批次在今年內實現存量退稅。
除了留抵退稅，今年還要加大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實施力度，將科技型中小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從75%提高到100%，對企業投入基礎研究實行稅收優惠，完善設備器具加速折舊、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優惠等政策，這相當于國家對企業創新給予大規模資金支持。
以在科創板上市的環保企業金科環境（688466.SH）為例，根據其披露的2020年財務報告，研發費用加計扣除金額為1535248.42元。通過研發費用加計扣除，不僅降低了金科環境的企業所得稅負擔，還讓其有更多的資金投入研發中。
在金融支持方面，引導金融機構準確把握信貸政策，擴大政府性融資擔保對小微企業的覆蓋面，努力營造良好融資生態，進一步推動解決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微企業融資難題。
在降低企業生產成本方面，開展涉企違規收費專項整治行動，加大拖欠中小企業賬款清理力度，各項幫扶政策都要予以傾斜，支持這些行業企業挺得住、過難關、有奔頭。
以廣東省環保企業為例，據全國人大代表、廣州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副教授王筱虹介紹，根據廣東省環保產業協會抽樣調查統計數據，70%被調查企業存在或出現過被拖欠款的情況，當中僅有1.92%的企業追討完成，其余69.23%的企業目前仍在追討欠款中。調查數據顯示，2019年至2021年的3年間，參與調查的環保企業與企業客戶簽訂合同數量為16952個，合同總額為589393.3萬元，其中被拖欠款合同數和被拖欠金額占比分別為23.53%和7.4%。拖欠款主體單位類型主要是政府部門，占比高達55.77%；其余為包括國企、央企及私企在內的企業客戶，占比達44.23%。
據不完全統計，我國環保企業大概有四五萬家，其中90%屬于中小環保企業，款項拖欠問題也非僅存在廣東一省。王筱虹表示，環保企業款項拖欠問題不僅與企業自身的發展息息相關，更破壞了環保市場營商環境，對政府的公信力和企業的商業信譽也產生了一定的損害。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對減稅降費、降低企業生產成本、加大拖欠中小企業賬款清理力度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部署，既給環保企業送去了政策支持，又送去了“真金白銀”。
一方面，可以緩解環保企業現金流壓力，甚至可能幫助一些企業扭虧為盈，由死而生。另一方面，環保企業獲得“留抵退稅”的資金后，可以用于投資、招人、研發等，從而增強環保企業發展動力，助推經濟穩定運行在合理區間。
